晋阳秋》的原稿寄到辽东,(以保真实。)用这种办法来避祸,幸好获得两全。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,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。
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,求证于实录的言语,虽然有古人的糟粕,真假相杂,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,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。考究魏晋更替,历史事件特别多。当晋宣帝(司马懿)、晋景帝(司马师)开创晋朝基业之初,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,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,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,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,反被成济刺杀。陈寿、王隐,都闭口不说话,陆机、虞预,也停笔没有叙述。到了习凿齿,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(司马懿)、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。历代的欺骗蒙蔽,这时才澄清。考究习凿齿的记事,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?再有宋孝王的《风俗传》、王劭的《齐志》,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,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。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,依然当政;北齐的将相,先人遗业仍然还在。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,竟没有一点害怕。不畏强暴,大概就是这类人吗?
烈士舍身求取美名,壮士看重气节,宁可做折断的兰花,破碎的玉石,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。像南史、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,不避强暴;韦昭、崔浩尽情秉笔直书,不迎合强权。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,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,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。和王沈写《魏书》,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,董统写《燕史》,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(相比),(南、董、韦、崔的精神)直冲三光,(王沈、董统的行为)却是埋于九泉,(即使这样说)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。
其实孔子编纂《春秋》时就采用了“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”的原则,也就是有改史了。
(11)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:“父彪卒,归乡里。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,乃潜精研思,欲就其业。既而有人上书显宗,告固私改作国史者,有诏下郡,收固系京兆狱,尽取其家书。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,下狱死。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,不能自明,乃驰诣阙上书,得召见,具言固所著述意,而郡亦上其书。显宗甚奇之,召诣校书部,除兰台令史,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共成《世祖本纪》。迁为郎,曲校秘书。固又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事,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,奏之。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。”
(12)《三国志·魏书·甄后传》:“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,内大恶讳,小恶不书。文帝之不立甄氏,及加杀害,事有明审。魏史若以为大恶邪,则宜隐而不言,若谓为小恶邪,则不应假为之辞,而崇饰虚文乃至於是,异乎所闻於旧史。推此而言,其称卞、甄诸后言行之善,皆难以实论。陈氏删落,良有以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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