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梁陷落之前,周鹤以参知政事、兵部侍郎、文渊阁学士兼领京西北路制置使,在士臣之中地位仅次于王戚庸等有限的几人;高纯年作为陕西五路转运使,地位要高过诸路司使;吴文澈、顾蕃、陈泰作为原京西北路转运使、原京西南路经略安抚使及转运使,在士臣之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……
汴梁陷落之后,汪伯潜、严时雍有临阵脱逃之嫌,王戚庸等人变节降敌,还拥立李汲为伪帝,气节尚在的那些大臣这次也一并与天宣帝、宗室子弟被赤扈人押解北上,周鹤、高纯年、顾蕃、陈泰、吴文澈等人可不就成了士臣唯一能指望上的领袖了?
所以说景王即位继统,周鹤、高纯年、顾蕃、陈泰、吴文澈在新组建的朝堂之上拥有绝对的优势,这并不令徐怀感到意外。
不过,中枢朝堂的构成,除开有品秩的官员执掌诸职外,还需要有大量的文吏经办其事。
当世律法主要有朝中所颁布的种种制诰、诏谕组成,极其繁复、冗杂,缺乏严密的体系与条理。一般来说,中书门下诸部司院的掌职官员流动性大,通常任职三五年就要轮转,通过科举入仕,所学又以儒学四书五经为主,很难厘清如此繁复冗杂的律法关系,有几人能真正独立将所执之事井井有条的处理好?
而中枢吏职任人较为固定,甚至父子相继,家传兼并儒学、律法以及诸多事务性技能,他们才是使中枢诸部井井有条运转的关键。
甚至可以说,中枢有相当大的权柄,被一群妙笔生花的老吏玩弄股掌之间。
到地方上,道理也是一样的。
大姓宗族一方面渴望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,一方面又尽力去把持地方上的吏职,道理也在这里。
太原军民南下,除开原属河东路兵马都部署司及太原兵马都监司的两万兵马,将编入左右宣武军,为作卫戍襄阳的核心战力外,除开许蔚、钱择瑞等品秩的官员,还有一批原隶属于河东路监司及太原府精通文牍及诸项事务的文吏。
元帅府及新组建的朝堂中枢诸部司缺乏人手,理应将这批文吏用起来。
周鹤、高纯年等人却借口太原诸吏身体虚弱需要休养,将他们全部摒弃在外,而从京西南路监司及襄阳抽调人手,从襄阳士绅之中选拔人手,填补元帅府及中枢诸部司的吏缺,他们显然是非常清楚中枢权柄运作的窍门,有意将太原之吏排斥在朝堂之外,借口还那样的冠冕堂皇。
还有就是南阳府军的问题。
虽说此时将南阳府划入左骁胜军刘衍所部的驻区,但驻区与行营防区不是一个概念。
新设申州,并设立楚山行营,徐怀作为行营兵马都总管,就是最高军政主官,何况他还兼知申州、兼领州兵马都监司,可以说是申州地方及天雄军权柄集于一身。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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