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丹人尚有四五千残军退守内城,曹师利主张一鼓作气,趁敌军惊惶失措之际,直接附城强攻,打其一个措手不及,一举拿下大同全城。
葛怀聪却担心大同内城墙高且厚,而突袭兵马皆是骑兵,又连日长程奔走,人疲马乏,不愿七千骑兵仓促下马去强攻内城,决定等后面的兵马赶到再说。
大越禁军,早年为防范武将擅权,包括营指挥使在内,中高级统兵将官都是严格照三年一期进行轮转、重新任命,严禁武将长期掌握某一支兵马。
这使得大越禁军兵马众多,却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,严重削弱禁军的战斗力。
元熙年间,为革除旧弊,允许营指挥使、将厢都虞候以及将都指挥使等中层将官长期统领某支失马,以保持基层军队的稳定与战斗力,但统制、都统制等高级统兵将官的任命、升转,则依旧维持旧制;甚至大部分统制、都统制等将职都有意长期空缺。
待遇到战事需要时,朝廷才会临时委派将臣出任,又或者直接由当时的战场最高级别的都指挥使、都虞候兼领。
葛伯奕临到战时,以经略使兼领西路军都统制,有权节制包括天雄军在内,集结从岚州方向北征的兵马,但天雄军统制犹是空缺。
葛怀聪不仅是葛伯奕的长子,他作为天雄军第三将,乃是大越进入契丹大同战场的最高武将,不仅已经进入大同的骑兵部队受他节制,此时正从朔州境内借道往大同奔袭的一万八千兵马,也都受他节制。
曹师利作为新附之将,心里有太多的顾忌,虽然担心战机稍纵即逝,但葛怀聪不采纳他的建议,他也没有坚持下去。
岳海楼、朱沆未置可否,早就拟定的作战计划便是等后续的步卒赶到,再强攻城中负隅顽抗的强敌,大将擅自更改既定的作战方案。
除非有非常必要的理由,要不然即便七千骑兵下马能攻下内城,也是有过无功。
更多人觉得葛怀聪主张乃是稳妥之计。
大同之外,契丹在应州是有三四万兵马,但都被东路军主力吸引住,即便金城、怀仁等城,各有数千兵马不等,战斗力也极有限,短时间内也无法集结增援大同,他们此时清肃外城残敌,控制住四门形势,待到西路军步甲主力赶到,即便短时间内难以拿下内城,胜券也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
甚至说不定契丹在应州的兵马,在听到朔州南附、大同被突袭失陷的消息后,不战而溃,东路军主力也不需要三五天就能杀到大同城来。
总之没有徐怀插嘴置喙的余地,他甚至都没有凑到葛怀聪身边旁听军议的资格。
午时,曹师利、葛钰部就已经控制住胜德门附近区域,之后守军里的汉军主力或溃逃或投降,仅剩四五千残兵都退守内城,这为骑兵主力进入、控制外城,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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