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就是说,在整个战国时期,唯独楚国乏力不振。战国楚最好的状态,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“纵约长国”。战国楚最差的状态,则是连国君(楚怀王)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。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,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,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。
所以如此,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,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。楚国的力量,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: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,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。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、新郑以南,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。也就是说,在北方大战国眼中,楚为大国,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;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,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,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。当然,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,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。若非如此,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。
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,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。
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。
楚国的历史,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。
楚,在古文献中又称为“荆”、“荆楚”。考其原意,楚、荆皆为丛木之名。《说文》云:“楚,丛木,一名荆也,从林疋声。”又云:“荆,楚木也,从屾刑声。”李玉洁先生之《楚国史》以为:“疋,人足也。如此论,则楚乃林中之人……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,故荆字从刑。荆、楚,同物异名,后又合而为一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楚大夫子革云:“昔我先王熊绎,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,跋涉山林,以事天子。”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,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,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。
依据种种史料评判,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,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,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。据西汉刘向《别录》载:商末之时,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,逃奔周地,且臣服了周文王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则记载:“鬻熊子事文王。”也就是说,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,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。直到周成王时,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。就其实际而言,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。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:国之封地,楚;城邑(都),丹阳;姓,芈氏。自此,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,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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