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假即位,很为这一口碑懊恼,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。魏假聪敏好学,冥思苦想地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:其一,用人不当。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,但终归是天下公议,魏假还是认了。后来,魏假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。其二,权臣太重,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,魏王决断每每受阻。魏假熟悉国史,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,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。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,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:信陵君盗窃兵符、击杀大将、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,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,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,可在魏国,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,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,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,同样不可思议。基于此等深思熟虑,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:无论多大的贤才,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,否则,不是真正的贤才。为此,必得谨慎遴选贤才,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。
庙堂权力,除了国君,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。
战国官制,各国虽略有不同,然到战国末期,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。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,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。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,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,又确立了国君、丞相、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,简洁明确,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,魏国迅速由富而强。魏文侯之世,李悝为相,乐羊为将,其时之黄金组合也。魏武侯之世,田文为相,吴起为将,又一次黄金组合也。魏惠王前期,公叔痤为相,庞涓为将,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。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,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。开府者,丞相建立独立官署(府)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,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。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,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,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,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。而君主的权力,则通过原发性军权(成军权、调兵权、任将权)与用人权、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。从总体上说,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,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,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。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,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。商鞅的秦国变法,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,轴心便是丞相开府。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,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。因此,到战国末期,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,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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