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子而为政,子将奚先?——必也正名乎!
关卓凡改“官办”为“国有”,不为好玩,无关趣味,实实在在是有“正名”的必要。
这个时代,近现代“国家”的概念,还非常淡薄,更加没有“公务员”的概念。“官办”之“官”,既是“官府”,也是“官员”,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。非但如此,单拿“官府”二字来说,也是有问题的——到底是哪一级、哪一处的“官府”?
这种暧昧含混,在相当程度上,导致了“官办”企业“内部人控制”、公私不分、最终化公为私;同时,也是“官督商办”企业官商勾结、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还有,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,这个套路,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。“官办”的企业,总是要把“官派”摆了出来,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,只记得某品某级、庭参揖让,这个企业,还怎么办得好?
“国有企业”四字,开宗明义:
首先,确定了所有权。国家既出了银子,企业即为国家所有,今后一切贪渎情事,即可以“侵占国有资产”入罪。
其次,这是“企业”,不是部院司道府县,主其事者,做起事情来,要走做生意的套路,不能走做官的套路。
再次,“国有企业”四字,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“国家”观念,也会有一定的助益。
当然,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。同样一间企业。仅仅换个名字。就能脱胎换骨了。他很清楚,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,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。
原时空,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“新式企业”,其经营管理,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,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。
第一,效率畸低。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——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,也往往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,一遇风吹雨打,不免烟消云散,最终的结果,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。
第二,财务混乱,任意开销,“三公消费”尤其畸高。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。
第三,冗员充斥。冗员的来源。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,还有许多中央、地方大佬的人情,一封“八行”、一张条子、甚至一个口信,就能塞一个人进来。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,为不得最罪人,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,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!
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,根本不点卯上班,甚至人都不在本省,完完全全是在“吃空饷”。
第四,损公肥私,明扣暗扣,买空卖空,各种“戴帽子”——这就更加不必说了。
洋务运动伊始,直至清朝灭亡,符合“国际标准”的、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,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来。
留意,这种情形,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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