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过渡。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,移民纷至沓来。
当时,纽约人口超过1000万,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市。但极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,社会问题层出不穷,社会冲突加剧。
在工业化时代,贫富分化加剧,前1%的家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。而此时,美国经历了最高的工业事故发生率。
贫困人群的主要问题有看病难、教育难、住房难等。1914年和1915年,纽约市记录在册的肺结核患者每年分别新增了万和万人,其中死亡人数8918人。
他们的治疗花费了公共和私人总计万美元的健康资金。孩子们得不到教育机会,而且往往14岁就辍学去工作养家。纽约的穷人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,由于收入低和缺乏保障,常常被房东扫地出门。
动荡的现实使美国精英反思,希望通过制度修补来缓和社会矛盾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在成为慈善家之前,都是赫赫有名的“铁腕”“冷血”的资本家,媒体称他们是“卑鄙”和“贪婪”的。
他们的“转变”,不得不说,既基于来自社会的压力,也基于对时代的反思。
19世纪中期,史密森学会等的建立,表明其慈善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扶贫济困走向了解决社会问题。1867年,美国有了第一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慈善基金会——皮博迪教育基金。
慈善基金会开始支持探究造成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根源,而不是出资使这些问题本身只得到表面上的、暂时的缓解。
美国现代慈善组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兴起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,美国慈善事业又一次兴起。
这个时期,里根经济学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,从1983年1月开始,经济持续增长92个月,平均增长率为%。
虽然有个短暂的经济危机,但1991年4月开始,经济又持续增长120多个月,失业率稳步下降,通货膨胀率降到了2%以下。
经济的蓬勃发展让社会更有心有力进行慈善活动,而随着自由主义的兴盛和新技术的助力,“新贵”也在不断诞生。
于是,慈善基金会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。1980至1990年间,家族慈善基金会就新增4117家,超过了之前的综合3110家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涨势更是惊人,1990年至2000年间的新增数13345家。
总体而言,美国慈善事业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发达的市场机制,因此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和较为亮眼的成绩。
从美国来看,其慈善理念的转变对慈善事业的兴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同时也对我们所谓的“第三次分配”有着根本性的意义。
慈善活动的兴起,往往在经济转型期间发生,一部分人“先富起来”,而另一部分人没有能够跟得上,社会整体财富增加的同时,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趋势,引发了内部矛盾和撕裂。
因此,慈善活动作为分配的补充职能,其实已经脱离了早期的“救急”“救穷”意味,而转向“救世”。对于“镀金时代”的巨头们而言,无异于是一次对人生意义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再审视和再认知。
事实上,对社会而言也是如此,是一次分配理念的转变,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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