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。我过去做过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、永新、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,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(一九二七年一月)做的,永新、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(一九二七年十一月)[1]做的。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,她被杀了,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。永新、宁冈两个,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,蒋桂会攻井冈山[2]时也损失了。失掉别的任何东西,我不着急,失掉这些调查(特别是衡山、永新两个),使我时常念及,永久也不会忘记。寻乌调查是一九三○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,正是陂头会议[3](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)之后,汀州会议[4](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)之前,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,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,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。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,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(中学生,破产小地主,曾任小学教师、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,篁乡区人)。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,是郭友梅(五十九岁,杂货店主,曾任县商会长,本城人)、范大明(五十一岁,贫农,县苏[5]职员,城区人)、赵镜清(三十岁,中农,做过铸铁工,做过小商,陈炯明[6]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,现任县苏委员,双桥区人)、刘亮凡(二十七岁,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,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,城区人)四人,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。此外李大顺(二十八岁,贫农,曾任区苏委员)、刘茂哉(五十岁,老童生,开过赌场,做过小生意,原是小地主,降为贫民,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,现任区苏委员)两人,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,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。还有刘星五(四十六岁,农民,做过小生意,乡苏委员,城区人)、钟步赢(二十三岁,梅县师范生,区政府主席,石排下人)、陈倬云(三十九岁,自治研究所毕业,做过缝工,做过小生意,当过小学教师)、郭清如(六十二岁,秀才,赴过乡试,做过小学教师,城区人)四人,到过一二次调查会,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。我们的调查会,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,我做主席和记录。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,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、寻乌、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,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。
寻乌这个县,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,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,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。
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,就是没有分析中农、雇农与流氓。还有在“旧有土地分配”上面,没有把富农、中农、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。
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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