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际代表[2]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。第一,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,直到现在还未解决。首先是加入的问题,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,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。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,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。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,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。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,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。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。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,闻湖北亦有此决定,但仅是纸上空文,未能执行。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,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,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。直到现在,才改变了策略,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。第二,农民问题。农民要革命,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,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。当我未到长沙之先,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,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,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,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。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,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,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,对中央则毫无影响。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,党的指导却不革命,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。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。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,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。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,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[3]走了。甚可怪的,唐[4]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,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。总之,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。第三,对军事方面,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,我们则恰恰相反,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。蒋、唐[5]都是拿枪杆子起的,我们独不管。现在虽已注意,但仍无坚决的概念。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,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,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。湖南这次失败,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,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。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。[6]第四,组织问题。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,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。
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刊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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